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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程、逻辑与启示

2021-02-20
建党以来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程、逻辑与启示

建党以来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程、逻辑与启示

时 间:2021年02月20日 07:25

详细介绍

  我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是政权过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管理方式变迁而产生的互动依赖性行为的过程。

  【摘要】我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是政权过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管理方式变迁而产生的互动依赖性行为的过程。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程主要分三个阶段,分别为中国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30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内在逻辑体现为青年社会化、青年组织化和青年的“非青年化”。正确认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青年与社会互动的逻辑,从向度、深度和广度三个维度实现我国青年发展与社会良性互动。

  王延隆: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姗姗:浙江农林大学团委讲师

  在中国青年发展事业中,存在青年与国家、青年与政党、青年与社会等多重关系,而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在建党即将百年之际,对我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规律、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青年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深刻理解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从建党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青年发展的实践中进行反思、归纳和总结,探索青年和社会互动发展的范式和规律性,才能更好地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青年作用、实现青年更好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青年,而在历史进程中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无疑推动了时代发展。建党以来,我国不同政权的过渡、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是划分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的依据。这种划分不仅能够清晰地展现青年发展的逐步渐进,而且能够明显地展现青年与社会的阶段对应。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在中国党成立前夕,中国正经历五四。五四运动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改造是深刻的,在剧烈变革的社会中,社会对青年的期待赋予了青年重要的社会角色。近代以来,“少年强则国强”及传统赋予青年以古代“士”的重要地位,使中国青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原有的文化框架、社会秩序相对抗,将保国保种这一目的付诸行动。作为20世纪20-40年代的和青年运动的主角,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初期的主义者,事实上大都可以被包含到“新青年”“五四青年”这一类别之中[1]。这些新青年斩断了维系封建末代知识分子与封建帝制统治集团的纽带,表明了真正意义上自主意识的形成。中国党成立前夕,各种西方的理论和思想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权威主义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这些社会对青年和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是前所未有的。“五四青年”身上的“反家庭伦理和反体制的性格”[2],使这些青年不仅追求个性解放,同时追求民族解放;不仅改造自我,更要实现改造社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旧的社会秩序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它启蒙了有志之士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青年》《晨报》一批报纸媒体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媒介,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党成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后,一定意义上使青年运动具备了反权威的倾向。

  年代的青年运动“很多时候体现为街头,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尖锐的斗争性、激烈的冲突性和极大的破坏性”[3]。这种斗争性直接体现为思想、政党斗争以及社会团体对力量的争夺。各种社会纷纷涌现,出于对主张的宣传和实践,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政党和团体。诸如进化社、奋斗社、青年党、派等政党或团体,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群体。这些政党和团体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他们角逐的实质是争夺的重要力量-青年。正如同志所言:“不是请客吃饭……是,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中国党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在长期的和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将青年运动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积极组织动员青年与工农群众一同参与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去,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用“青年”这一概念来定义中国社会中的“青年”角色类别,因为当时的青年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及无产阶级等事业为使命。在共青团九大报告上明确提出为“我国青年化而斗争”的工作目标。“青年”依然以完成社会主义和建设的历史使命为己任,这一时期中国青年显示出坚定的性和鲜明的建设性:一是坚定的性。在青年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动员是重要的机制。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青年与社会互动主要体现为国家对青年高效的动员。这种动员的前提是青年有着明确的组织隶属关系,动员过程在组织体系内进行。政党和团体的意志和主张能够高效地通过组织体系到达基层和组织成员。青年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下,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学雷锋、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去,沿袭年代的动员手段,在青年中的动员是充分和高效的。二是鲜明的建设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动员民众建设国家,改造社会。青年成为推进这一任务的重要力量,广大青年被充分动员起来,使得青年运动带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这些青年运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群众运动的色彩”[5]。青年自觉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积极投身学雷锋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急难险重新”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垦荒队等社会主义和建设中去。1955年,主席向广大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6]。仅1956年一年,在各级团组织的组织动员下,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知识青年下乡迅速在全国呈燎原之势,体现出了较高的动员效率。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成员依附于政权组织体系。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趋于一种刚性的结构,以单位结构制度为主进行管理,整个社会高度整合,所有青年被纳入到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城市的单位组织,一种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单位组织和人民公社是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桥梁,也是青年社会参与的主渠道。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强调政府对社会全面的管理。从历史实践来看,共青团依靠组织体系在动员青年投身和现代化建设中,自上而下地把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无疑是高效的。但国家战略制定的强制性,可能会磨灭青年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一旦战略缺乏合理正确的组织目标,青年运动注定酿成悲剧。60年代的“运动”滑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轨道,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严重影响青年的成长,延误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正是这个伟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7]。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逐渐回归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的青年成长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他们呈现出的面貌、诉求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和改革开放前的青年有所不同,故称之为“新现代青年”。改革开放后的青年运动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不再是的风向标,而是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青年成长成才规律的集体行动”[8]。这种对发展的推崇是在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维引领下实现的。青年与社会互动总体上是青年在党团的组织动员下参与社会建设,同时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个体的成长、发展。“新长征突击手”“青年文明号”“三下乡”社会实践等活动,就是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建功立业的成功实践。这些成功实践主要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始终围绕党政工作重心,与党的政策导向保持高度一致,共青团引领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先锋角色为政党、社会所推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具有更多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活力,能够给青年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青年与社会互动逐步实现从“青年解放社会”到“社会发展青年”的转变。从社会制度结构看,国家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的部分退出,为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广阔空间,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为青年实现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发展、交际娱乐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到作为社会子系统的青年社会身上,同样存在青年对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诸如青年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创业就业、婚姻恋爱、社会保障、青年发展等问题。面对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党和国家以青年发展需求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青年发展的难题,服务于青年的全面发展。2017年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将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第一次“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整体思考、科学规划、全面推进”[9],高度重视和推进青年发展。

  习总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用“重大战略任务”“共同责任”来强调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全社会共同做好青年工作,共同推进青年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青年工作、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被纳入党的治国理政的宏伟战略中,并被赋予很高的期望和严格的要求。党加强对青年的引领,促进全体青年形成正确的认同、价值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习总围绕“为谁培养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和如何培养青年”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引领的重要论述。这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政规律、青年自身发展规律、中国青年运动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青年领域的重要体现。

  青年本质上是人,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类型。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0]。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化离不开与社群的互动,只有在互动中才能获得人性。马克思又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青年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社会化”是核心特质。

  人的社会化是个体在经过不断的社会互动之后,逐渐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青年社会化是青年融入社会并且发展自身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一个青年个体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学习法律规范、确立人生价值观念、维系和延续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时期。社会总会从自身发展的总体需求出发,通过对青年的引领、指导和教化,塑造其成为具有能力满足社会需要、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新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国家、阶级和民族对自己的青年有着不同的期望和要求。青年社会化是青年按照社会的预期,自觉承担社会职责,融入社会发展,实现青年对自身社会角色认同。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青年”角色的形成,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这场运动以青年为中心且青年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获得了胜利。此后,在我国社会运动中,青年和其他社会民众逐步形成了一种协作关系,青年引领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角色”逐步受到社会认可,“青年引领民众”成为一种模式。

  青年对自身角色的定位范围极为广泛,正如社会对青年的塑造具有“为我”倾向,青年对社会的需求也存在“为我”倾向。青年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处处都与在家庭、同辈团体、学校、职业团体中的需要满足有关。青年对需要的渴望,最终会成为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动因。然而,青年角色定位及对社会的作用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始终要受社会性质、结构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青年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都市化阶段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及多元性的价值观念,使得青年经历“”般的反思和觉醒,推动了青年角色定位的形成。作为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对青年成长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力量-社会阶级分化、阶层结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制度和青年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每个青年的自主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中国党的成立,视青年为重要的和社会发展力量,有序引导青年通过社会运动组织起来。二是社会组织-青年群体的组织化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型的人际关系,青年主体意识逐步觉醒,青年的行为、思维方式更趋同文明,青年的组织化的愿望逐步强烈,各类青年组织、社团蓬勃发展,青年通过共青团和青年组织来表达诉求,在青年组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角色规范。三是社会细胞-家庭结构和关系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青年之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某种意义上说,是家庭家族以及伦理精神所抑制。直到近代才有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走上历史舞台,体现出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性。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存亡灭种的危机,激发了近代青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对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与原有的文化框架、社会秩序产生了激烈对抗。五四运动以后,青年走出了家庭,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带来了家庭结构和关系的深刻变迁,以父权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制度正逐渐变成夫妻平权、子女独立的现代家庭制度。这三大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都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并且对青年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组织化是一个能够进行时空定位的社会系统,这一定位行动是通过系统复制的自我反思和对零散历史的叙述而形成的”[12]。就青年这一社会群体而言,组织化的行为表现为青年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发生规则和资源的互动和转换,实现青年与社会的系统性复制。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社会情境都处于变化之中,不是单一的复制。经济结构的变迁对青年影响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要求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点,要求作为社会生产力主力军的青年在行动上予以确认,催生了青年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

  认识到青年自身的主体地位,进而通过组织化来实现自身的权利诉求,是青年组织化的逻辑。传统上,青年参与的主渠道是加入中国共青团,通过共青团组织来实现个人的以及其他权利。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施高度化社会管理模式,在这种统一社会环境下青年权利意识缺失,同时相对独立、带有自治性质的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不足。早期青年的组织化发展程度低,除了共青团以外,全国几乎没有其他青年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放权,留出的真空催生了青年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青年逐步从“单位”中走出,活跃在网络空间和青年社会组织中,各类青年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呈现出交相辉映的图景。互联网快速发展以后,青年与社会互动场域从家庭、学校、单位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和脱嵌化的特点内含对权威的反抗,进一步激活了青年主体意识与潜在能动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总体上是国家和社会从高度一体化到政府逐步社会放权、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青年权利意识随着青年社会化的深入和青年组织化展开而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经历启蒙、生产和分化等多个阶段。青年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对青年权利意识的生产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要看到无论是作为政党青年组织还是青年自组织,都是社会组织化的产物,在服务青年和发展青年方面存在互补性。一方面共青团作为中国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面对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青年组织的崛起,必须肩负引领青年和青年自组织科学发展的重任。动员方式应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转变为依靠社会自身力量的社会动员。另外一方面,青年自组织作为青年权利意识生产和分化的产物,因为数量多、规模小、影响小等因素,实际上主要生产着浅层的权利意识。这些组织的发展壮大也需要引起关注,必须纳入到国家对青年发展的规划和范畴中。

  哲学概念上的“异化”,表现在事实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和。从青年发展的角度,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年跟不上社会给予青年的角色定位和期望,带来的是一种青年与社会之间的和疏远。青年的思想观念、社会认知、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动而发生急剧更新和变化。青年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社会给予的是富有活力、创新、奋进的角色定位。然而,由于面临的社会压力和文化环境变化时应对能力不同,青年群体走向了分化,产生了青年亚文化,甚至出现了“佛系青年”。也就是说,青年发展的“异化”,让部分青年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从而走向了畸形、片面的发展。

  青年的“非青年化”是他们身份认同中的非“青年”特性对社会角色及其使命感的否定。简单说,就是青年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的不适应,社会对于青年的预期与青年自身的诉求的不适应。当前,青年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上,深刻而敏锐地反映着社会变革带来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化,消极一面也会折射到青年身上,无疑是青年问题产生的根源。尤其是随着社会快速转型,青年的利益和发展诉求发生深刻变化,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呈现“同构化”趋势明显,其相互影响的关联度也更加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开始逐步缓和对青年追求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限制,并开始对青年人的行动以较少的规范约束。青年和社会的对比关系中,社会对青年的原有角色定位发生变化,社会性青年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开始获得其正义性。在社会发展向现代性转型的中国,相对之前的“青年”概念,当代青年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随着个体主义的崛起,青年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各类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和壮大起来。宅文化、二次元、网络文化等青年亚文化逐步在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些非主流文化的发展蔓延,不仅使青年自身发展定位与社会对青年发展期望产生对立,即社会民众对青年一代不满的同时,青年也表现出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呈现青年的“非青年化”现象。

  回顾中国党近百年的奋斗历史,经历了从“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到成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运动的领导力量、发展方向、体系建设及工作成效,均经历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现代化加快推进。共青团工作不断深化,各种有利于青年发展、青年权益保障的政策、法律法规出台,使青年工作的领域、内涵不断拓展,中国青年工作的体系不断向制度化、法制化和专业化发展。近百年来,青年与社会互动中存在两个“变”和一个“不变”。“变”的是青年个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生产,青年群体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不变”的是中国青年运动外在表现经历激烈抗争到理性嵌入,但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和爱国主义情怀始终在场。中国青年运动的成功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在和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青年的先锋模范作用。

  青年与社会都属于历史的范畴,表现为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发展必然存在矛盾,同时也早已预示矛盾的解决路径,异化与对异化的扬弃共存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为此,既要认识到青年社会化的自身逻辑,又要抑制青年社会化带来的弊端,也就是青年的“非青年化”,从向度、深度和广度三个维度实现我国青年发展与社会良性互动。

  向度表明了青年与社会互动这种行为本身的性质,国家对青年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中国青年发展和与社会互动的方向。党的以来,习总多次强调引领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线]。从建党近百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青年发展需要引领,需要政党、社会等外部性的力量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是加强对青年成长的引领。要发挥共青团、青联和等青年群众组织的作用,推进组织革新,重塑组织形象。要加强青年理论武装,探索党的最新的科学理论在青年中学习、传播和实践的有效途径,将青年思想教育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增强青年对党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多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理讲深刻,通过话语体系转换、网络技术运用等方式把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中国故事讲生动”[14],引领青年进一步树立理想信念。各级学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探索改进教育教学、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方法,旗帜鲜明传播正确的方向、导向、价值取向。要开展好历史观教育,将“四史”教育与五四运动史、青年运动史的学习结合起来,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二是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党是共青团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新时代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与党同心、为党育人、跟党奋斗和向党看齐。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在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共青团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作为根本任务,更加有效地组织青年、服务青年和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团结带领全体青年跟党走。组织动员青年冲锋在前,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领域为党担责、替党分忧,提升共青团工作的大局贡献度。把握新时代主题和脉搏,传承好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行动等传统品牌项目,引领青年奋力新时代。扎实推进从严治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的工作要求,不断保持和增强团的性、先进性、群众性。

  三是确保青年运动正确的方向。习总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5],共青团要把握“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本质属性,在党的领导下引领青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重视青年自组织存在的合理性,着眼于服务、凝聚和引领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发展,通过组织、政策、资金、制度、教育等方面进行有序引领,确保新时代青年运动正确的方向。要适应新时代青年组织动员方式的分化和变迁,从青年的运动式治理到青年行政吸纳,以群团组织吸纳青年,以统一战线包容青年,减少青年对体制的“对抗性”。关注临时的、潜在的、非正式的青年社会组织,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使他们的角色和行为满足青年发展需求并符合社会发展的预期。

  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进程清晰地显示了青年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青年走出家庭、单位,更多地与社会互动,加大了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深度。要实现青年运动从年代的“愤怒”与“激进”到和平年代的“理性”与“奋斗”的转向,坚持青年运动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将自身发展深刻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历史征程中,有序参与是确保青年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一是进一步推进青年的参与。“参与是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权利和的必要途径,是普通公民对于事务的参与”[16]。理性参与是培养青年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在确保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地深化青年参与,提升青年的认知和素质。要从宏观上把握青年群体参与的规律性,推进青年工作方式方法的变革和创新。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生产和实现,均要求国家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相应提高与此适应。共青团要适应这种转变,研究如何依托组织体系、关系网络等自上而下地把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扩大青年参与的渠道和路径。要从微观层面研究青年个体行为发生的缘由,对青年行为的产生、发展、影响等进行剖析,把握青年行为、价值观、社会心理的发生、影响和引领机制。

  二是进一步鼓励青年创新创造。创新创造是联结青年与社会深度互动的有效媒介。青年良好的身体素质、工作精力和创新意识以及在社会变迁中的先锋角色,决定了青年在创新创造中必然先行,成为融未来发展与现实价值为一体的创新创造的中坚力量。同时,创新创造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目标,因为“真正具有解放性质的预期社会化是以培养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格和个性的必不可少的多样性为宗旨的”[17]。大力培育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青年,是社会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当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面前,创新链是实现好内循环的核心要素,历史赋予青年在创新链上积极担当作为。青年要抓住新时代发展的契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青春才智。要深化中国青年创业行动和“挑战杯”、“五小”竞赛、青创赛、技能竞赛等,培养青年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实现创新创造成果的转化,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以创新创造成果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

  三是进一步深化青年的文化经验。所谓的文化经验是每一个个体经历婴孩期、幼年期、儿童期、青年期,学习、接受和传承社会文化,并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过程。青年社会化表现为一种将社会预期角色塑造出来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衡量青年社会化成效的标准是社会能否将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传递给新生代,并且展现出文化的一致性。家庭、学校、单位和全社会共同构成青年接受文化经验的共同体,要以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契机,共青团统筹推进,与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联动,形成青年文化体验的共向机制。共青团要主动创设富有营养的文化产品,打造“团字号”“青字头”的文化活动,让广大青年在文化活动和产品的生成、传播和体验中获得知识增长和文化体验。要把握青年文化场域中的现实场景和网络场景的融合,研究青年热衷的知乎、bilibili网络社区和抖音短视频等新型的网络文化载体,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网络空间的主流文化。

  青年发展的固有逻辑是发展驱动。马克思认为,利益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要素,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在国家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要关切青年发展和青年利益的实现,进一步拓展青年群体社会联系,在青年与社会互动中提高青年的社会整合力,扩大中国青年事业国际影响力。

  一是加快推进青年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青年要与社会发生更广阔的互动,要坚持发展导向,聚合发展资源、政策和要素。要整合共青团、宣传、教育、财政、社保等社会团体和职能部门,共同服务于青年成长和发展。建党以来很长的历史时期,青年与社会互动更多的是青年解放社会、引领社会。进入新时代,应该进一步倡导和推进青年与社会双向互动模式,不仅仅是青年引领社会,同时社会发展青年。在大数据时代,要精准掌握青年成长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为青年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他们提供教育、成长、就业、婚恋和社会保障等多平台服务体系。当前依托网络进行社会交往、学习发展、表达情感、参与公共事务等,已成为新一代青年创建独立生存空间的重要载体。对此,要建立好青年网络发展平台,在网络上凝聚青年和服务青年,对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和发展给予引导。要在服务和引领中使青年明确社会发展需求,组织动员他们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更好地对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二是深化青年与社会互动场域的拓展。全球化进程“扰乱了民族-国家代表一体化及其清晰的领土边界标明自己的身份这一现实”[19],使得青年社会化的场域跨越国家范畴,拓展到全球范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加速了青年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青年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交往角色。要坚持“走出去”,既包括青年个体、青年组织实体的“走出去”,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模式和制度的“走出去”。要发挥好青联、组织和中国青年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的作用,通过选派青年骨干、精英出国研修学习,同时支持和鼓励国外留学生来华研修学习,提升我国青年的国际视野,增进世界各国青年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制度的认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内在逻辑和模式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青年的对外良好形象以及内在的“长成”,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三是实现青年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统一。理论要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要付诸政策与实践。习总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党青年理论的最新成果,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党和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做出青年发展的全局性的制度安排,构建政策选择、治理、共识、社会参与为一体的整体性的青年发展实践场景,实现从青年理论到青年政策的转化。要进一步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切入点,对于涉及青年发展的组织、资源、资金、政策等进行统筹,构建青年发展“多规合一”的体制,形成中国青年发展事业良好的工作机制。理论、政策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汲取理论生成和创新的养分。新时代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对青年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党对青年的引领以及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展开,为中国党青年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0]。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个人发展史,个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纵观建党以后的社会发展历史,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阶段明晰,青年的发展与时代发展是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中的经济、语言、文化塑造每个时代青年的发展。假若青年能够看清时代发展趋势,理解“青年发展与时代同步”的逻辑关联,主动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时代会更好地给予青年发展所需要的,并且能够促进青年的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习总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ZJQN16YB)、202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习总关于青年引领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20B38)的研究成果]

  [1][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1,62.

  [3][5]胡献忠.读懂中国青年运动:概念、逻辑与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55,56.

  [6]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462.

  [7]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党与青年、青年运动关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3(6):42.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7-168.

  [13]习.习在中央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04-21.

  [14]共青团中央处.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灵魂[J].中国共青团,2020(14):1-2.

  [15]习.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王浦劬.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6.

  [17][罗马尼亚]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179.

  [20]刘谦.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J].教育研究,2015,36(1):41-51.

  [21]徐春霞.克拉克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冷却过程的理论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7):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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